东亚快乐鸿沟

基本解释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 - 简介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是指东亚的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，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，但当达到一定水平，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。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，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。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。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 - 概念提出

　　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“快乐与经济”的命题，对东亚地区“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”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，并称之为“快乐鸿沟”(happiness gap，也作“幸福鸿沟”)。

　　他指出：“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在为国民谋快乐——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。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。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，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，比如，终极目的、价值问题，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，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?如何来改善?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?”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 - 成因

　　专家认为，东亚快乐鸿沟的五个成因：

　　1、高生产高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问题，比如，城市更拥堵，污染更严重，还有更多其它形式的环境公害，尤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和工业区这些问题就更为严重。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。一项研究报告指出，台湾地区的河流及湖泊的原产鱼并不适合食用。“在东亚的一些主要城市中，空气和水污染造成了20万未成年人的夭折，并带来了65万个支气管炎病例和每年20亿个治疗带有呼吸病症的工作日”(Walton 1997)。

　　2、一般都认为东亚的竞争很强。这也是其所以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过于求竞争，不仅对个人，对整个社会也许都意味要对快乐做出一种牺牲。

　　3、东亚人的教育方式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。他们一心想着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(尤其在正式应考制度中)，但这却无益于真正地提高创新能力，也妨碍了他们追求个人快乐和全民幸福。李远哲认为，“多数台湾学生都擅于考试，他们高中阶段的科学和数学成绩都表现不错。但是，高中一毕业，他们就精疲力竭了，等着要告老还乡了……台湾的教育体系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好奇心，造成了对学生创新的阻遏。”这种情况在东亚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，它不仅遏制创新，也不利于人们追求快乐。

　　4、东亚文化(尤其是它的教育体制)过分强调大同、秩序以及集体的利益，相应地也会造成对个人主义、自由、因而还有对快乐的漠视。当然，不能过分讲究个人自由，而东亚国家似乎又误入了一条方向相反的征途。

　　研究人员认为，儒家文化中存在一种禁欲倾向。比如“在儒家文化中……禁欲是一个重要元素”，还有“一味追求享乐是低级的，甚至是可耻的”。一个人如果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，你让他/她如何能快乐起来。

　　禁欲倾向还体现在，东亚地区人们第一次性经历的年纪普遍都偏大(在中国大陆21.9岁、台湾地区21.4岁、香港地区19岁，在日本18.9岁)，就全球而言，一般平均年龄是18.1岁，其中美国人年龄最低为16.4岁，巴西16.5岁。

　　5、东亚文化过分强调面子问题。面子重于真情实感，保住面子要紧。外表重于实际，这一点从东亚的建筑风格就可窥一斑。北京的天坛从外表看上去极为壮观，可是再一看里面，却稀松平常。大多数西方教堂外表平淡无奇，可是内涵丰富，装潢极尽工巧。在东亚，很多公寓楼都是浴室和厨房小，而客厅很大;在西方社会，人们管客厅叫起居室或休息室。同样的房间在东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命名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二者文化上的差别，前者重外在观感，而后者更在乎内在舒适度。

　　再比如，在考虑孩子的婚姻问题上，多数西方父母都将婚姻是否给孩子带来幸福放在首位;而东亚父母首先考虑的是两个家庭是否门当户对，以及其它的客观条件问题。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 - 中国快乐鸿沟的形成

　　中国快乐鸿沟的形成，除了具有东亚的一般特征之外，还具有五个方面的“中国特色”：

　　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;

　　二是弱势阶层承担了社会转型的主要代价;

　　三是精神文明、社会治安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等与经济增长的严重不协调;

　　四是竭林而耕、竭泽而渔、竭矿而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，城市盲目扩张和滥耗资源的影响;

　　五是缺乏健康的价值观、积极的心态和自我调适能力。

　　东亚快乐鸿沟 - 改善

　　黄有光指出，“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。首先，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。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，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;第二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。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，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，如公众健康、科学技术、文化艺术、教育领域，提高公共投入。此外，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，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，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。

　　东亚一些地方鼓励人民消费，而我的观念是鼓励投资，节制消费。即使你要鼓励消费，也应该鼓励有外部利益、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方式，例如教育、保健、住房等，绝对不应该鼓励私人汽车消费。汽车消费有四大“外部成本”(炫耀性消费、拥挤、空气污染、对他人的意外伤亡)，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(贵重，显示经济地位)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展示，在社会上相互抵消，没有作用，纯粹是浪费，但这种相互竞争却会给人很大的压力。

　　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，来发展公共交通，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!相反，中国大城市可能变成交通可怕的曼谷。”